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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隨著經濟發展、城市擴張進入快車道，人口數量、流動速度不斷增長，城市風險也在不斷醞釀、發酵。去年以來，國內相繼發生幾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反映出城市風險管理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的現狀。

　　城市風險往往因缺乏風險意識而起，一個小小的導火索就可能引發巨大人員傷亡，讓城市成為“不安全島嶼”。如何讓風險意識、防控理念深植于人心，是我們不能回避的課題。

　　消防人員參加天津市和平區舉行的反恐應急綜合演練

傳統和非傳統風險疊加

　　城市是一個復雜的機體，一個巨大的社會運行系統。當下，我們面臨著比以往更多、更復雜、影響更大的威脅，“城市問題”逐漸發酵，演變為“城市風險”。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城市步入了風險管理階段。

　　城市化進程加速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用40年時間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一二百年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作為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所在。

　　十八大以來，我國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我國城市數量已達到657個。其中，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15個，地級市278個，縣級市360個。同期，我國市轄區戶籍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已經到了147個。城鎮常住人口為79298萬人，鄉村常住人口為58973萬人，城鎮常住人口比重為57.35%。與2012年相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4.78%，年均提高1.2%，城鎮常住人口增加8116萬人，年均增加2029萬人。

　　在當前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大型、特大型城市的數量不斷增加，城市群、都市圈正加速形成。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23%的人口，創造了39.4%的國內生產總值，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增長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主要平臺。

　　一座城市的“1”和“0”

　　20年來我國百萬人口城市數量翻了一倍，不斷涌現的城市已經或者正在成為一個個龐雜的運行系統。隨著城市不斷擴張、人口不斷增長，安全威脅也在不斷加劇。

　　去冬以來，一系列安全事故令人觸目驚心：12月廣東珠海鳳凰山突發大火;同月天津市河西區友誼路與平江道交口的城市大廈38層發生火災，10人因此死亡;而就在兩起火災前不久，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一場導致19人喪生的大火，至今還“燒”疼著全國人民的心。

　　前些年的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深圳“12·20”滑坡災害事故、上海“12·31”外灘踩踏事故至今歷歷在目。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安全”成為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礎指標之一，具有重要意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認為，安全是“1”，其他工作是“0”，沒有安全，后面的“0”再多也無用。

　　風險管理已經成為我國未來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安全風險管控，是守住生命紅線、遏制各類事故發生的需要，是保和平、促發展的需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需要。

　　城市的傳統和非傳統風險疊加

　　民乃城之本，讓人民群眾在城市生活得更安全、更方便、更舒心，是城市運行的重要標尺。在人民的各種需求中，安全無疑是第一位的。

　　在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院長孫建平看來，城市風險的歸類方式紛繁復雜，其中既包括傳統的風險，也包括非傳統風險。大致可以梳理成以下幾類：

　　一是自然環境類風險，也稱不可抗力的災害性風險，包括地震、臺風、暴雨等。此類風險往往暴露出城市的脆弱性，這些自然災害有時還會衍生出大量的次生災害。我國的自然災害種類多，發生頻率高，且災情重、危害性大。若城市人口密度高、建筑物密集、產業活動頻繁，自然災害侵擾會增大城市安全風險，考驗政府應對能力，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及2012年的北京特大暴雨災害。

　　二是基礎設施運行風險。此類風險包含內容廣泛，如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安全問題、不同運輸方式之間的沖突，高樓建筑、工業園區、特定區位的安全隱患，航道內事故引發的港口功能癱瘓等。

　　三是公共安全風險，包括人群聚集的大型活動、傳染性疾病和食品安全等。以上海地鐵為例，目前上海軌道交通總里程已達617公里，日均客流達到千萬已成為常態。除了人潮涌動的地鐵，F1、車展、網球大師杯等大型活動、賽事也是大城市所面臨的挑戰，瞬間散場形成的大客流，無疑對安全構成了壓力。

　　四是城市社會風險，主要是群體性事件、恐怖主義襲擊等活動。深圳飛瑞斯科技公司是一家專注于人臉識別、智能視頻分析及物聯網安防應用系統的公司，公司首席執行長董事袁琮煒向半月談記者表示，面對此類非傳統城市安全風險，傳統的城市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滿足管理者的需求，需要創新技術手段進行管控。

　　還有一類風險是伴隨著新業態、新產業、新技術不斷出現的，給城市帶來了更復雜的安全隱患。例如無人駕駛，隨著業態不斷更新，原有的政策和法規難以適用，如果發生事故，責任如何確定，需要城市管理者做好預案。另外，如火如荼的“共享經濟”也面臨著一系列不可預知的風險，近期倒閉的小鳴單車因其相關負責人稱用戶押金無法退還，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關注。

　　城市安全是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

　　放眼國外，城市安全的“痛點”和“短板”同樣不少。

　　據韓聯社報道，2017年12月21日下午，韓國慶尚北道堤川市下所洞一棟8層建筑突發大火，造成20余人死亡，數人受傷;同年6月14日，倫敦西部一棟24層公寓大樓發生的大火，造成數十人死傷;同年5月12日，名為“Wanna Cry”的勒索病毒攻擊席卷全球網絡，大量信息系統因此癱瘓……

　　無論國內外，隨著人口大量流動、人口產業高度集聚、高層建筑和重要設施高度密集、軌道交通承載量超負荷以及極端天氣引發的自然災害、技術創新中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城市風險具有密集性、流動性、區域性、并發性等多重特征。

　　與此同時，各種風險提前預判與科學管控能力不足，依然是當前許多城市的通病。城市風險研究水平、安全防控措施能力等諸多方面的發展，明顯滯后于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兩者之間不匹配、不平衡，導致了一些重大事故發生，造成了生命財產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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