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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嫣一的工作間——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文物修復(fù)工作室在一棟普通居民樓里，雖然不足10平方米，也算得上鬧中取靜。

　　無影燈下，大大小小的毛筆、毛刷整齊排列，調(diào)色盤中墨色深淺不一，一臺小型分色測試儀隨時“待命”；桌上有根據(jù)文物原件打印出來的精細放大圖像和色彩分析數(shù)據(jù)；右手邊是帶有通風(fēng)裝置的操作臺；房間盡頭處有帶過濾架的水槽，專供清洗印染后的紙張……

　　趙嫣一身后的木制大墻上，正刷著幾張“藍頭本”《共產(chǎn)黨宣言》做舊后的封面，她拿起分色儀示范：“這幾張是用來比對做舊程度的。每個人眼睛的感受都會不一樣，肉眼覺得一樣可不行，一定要用儀器一點點比對數(shù)據(jù)。”

　　1920年8月，第一版《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印刷出版。版本封面上印著馬克思半身水紅色坐像，被稱作“紅頭本”。因為書名，當年9月更正后再版重印，封面上馬克思像變成藍色，也稱為“藍頭本”。

　　如今，趙嫣一案頭上，正擺著 “紅頭本”《共產(chǎn)黨宣言》仿制件。乍一眼看去，幾乎以為見到了原件。趙嫣一卻笑：“還沒完工呢，還是半成品。”“還能有什么工序？”記者不禁好奇。趙嫣一說：“打個比方，經(jīng)常翻閱的書籍，書角必然會有更多磨損，這些我還沒來得及做，還得用刷子一點點刷出來。”

　　文物仿制，需要耐心，從紙張到字體，從水漬到磨損，仿制件必須最大限度還原其滄桑感，做到“神形兼?zhèn)洹薄８螞r，這是在仿制《共產(chǎn)黨宣言》，是共產(chǎn)黨人精神的燈塔。趙嫣一自覺重任在肩，“仿制文物能夠讓更多觀眾看到，能夠讓文物有條件保存得更長久，真的很有意義。”

《共產(chǎn)黨宣言》原件。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提供

　　保護文物尊重歷史

　　參觀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無疑是必看展品。

　　為何要花費大量的力氣來制作仿制品？主要還是出于保護文物的需要。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保管部主任陳曉明介紹，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基本陳列里，80%的文物都是紙制品。“展館里的文物展出，一定要用燈光照明。無論是冷光還是暖光，都是有傷害的，時間長了都會影響展品的壽命。”

　　趙嫣一說，這些中國共產(chǎn)黨的早期珍貴文獻，大多使用機器制造的紙張，紙張中的酸性物質(zhì)含量較高。紙張壽命，一般在百年左右。如今，泛黃發(fā)脆已是普遍現(xiàn)象。

　　“目前最好的保護辦法，就是進庫房，在沒有光照，恒溫恒濕的環(huán)境中存放。所以，在展館里，如果有多個原件，常常各原件輪流替換展出。如果是孤本，則是原件和仿制件輪流替換展出。這是業(yè)內(nèi)通用的做法。”陳曉明說。

　　這也是更多展覽的需要。以國家一級文物“紅頭本”《共產(chǎn)黨宣言》為例，“目前全國發(fā)現(xiàn)的8月第一版《共產(chǎn)黨宣言》只有11本，我們館也是2006年才征集到一本，十分珍貴。”陳曉明介紹。“紅頭本”基本陳列里需要展出，6月份一大紀念館即將舉辦的臨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里也需要展出。于是，由趙嫣一制作最新的仿制本，成為現(xiàn)實的選擇。

　　2014年，從復(fù)旦文博系研究生畢業(yè)入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時，趙嫣一接到的主要任務(wù)，是文物保護及修復(fù)。一年后，她接到新任務(wù)：仿制文物，用于替換展出。“原原本本仿制這些文物，既是對歷史、對參觀者最大的尊重，也是對文物預(yù)防性保護最有效的辦法。”趙嫣一感慨。

　　仿制文物，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文物無損。“每次仿制前，我們都要仔細研究原件紙張纖維、油墨、印記等。《共產(chǎn)黨宣言》原件十分珍貴，我們通過搜尋展柜底部，找到原件散落下來的零碎紙質(zhì)纖維進行無損檢測，確定紙張類型、材質(zhì)和厚度，尋找合適的仿制材料。”趙嫣一說，不同材質(zhì)紙張的纖維不一樣，厚度不一樣，做出來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深受教育滿懷敬意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保管部的仿制工作，有嚴格的規(guī)定和流程。比如，做仿制工作的，不能保管文物；仿制內(nèi)容完全按規(guī)定進行而且登記在冊；每一件用于替代展出的仿制品，都有編號；除需要展出的仿制版本外，其余全部銷毀。

　　枯燥單調(diào)的文物仿制工作，在趙嫣一看來卻是受益良多，“很多青年志士正是看了這本書，堅定了自身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沒有這本書，就沒有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種感受，在仿制這本書的過程中，會特別清晰。你會覺得手中捧著的，就是一團革命的火種。”

　　在趙嫣一看來，仿制工作考驗的是一個人的綜合能力，“通過我們的努力，仿制文物能夠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展館發(fā)揮宣傳教育作用，也保護了珍貴的文物原件，即使過程十分枯燥，仍然是非常值得的。潛心研究每件革命文物的細節(jié)，更讓我對先烈的愛國情懷和對黨的忠貞滿懷敬意。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讓文物中的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記者 曹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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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zé)任編輯： 聶晨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