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月2日起，團襄陽市委面向社會公開招募具備基本醫學知識和技能，持有醫師、護士執業資格證書的醫療志愿者支援戰疫一線。
2月7日起，這些曾在醫療一線奮斗過，平均年齡不超過28歲的醫護工作者們，陸續返回“戰場”。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連續奮戰了17天，每天工作超過8個小時。
3月8日，首批完成支援任務的醫療志愿者，結束14天的隔離觀察，即將重回原本的生活軌道。
2月10日，記者首次采訪襄陽市支援一線的醫療志愿者。時隔26天，記者對這群年輕的戰士進行了回訪。
郝澤昱制圖
每天清晨，阮蓓蓓還是會驚醒。
驚醒的源頭不是早已關掉的鬧鐘，而是做夢，被嚇醒。
雖然已經撤出隔離病房14天了，可阮蓓蓓覺得，生理上的壓力依舊如影隨形。
在隔離安置的酒店房間里，只要沒有睡覺，她依舊喜歡把電視打開，再將畫面聲音略微上調一些。
這是從上崗第一天，阮蓓蓓就養成的習慣。“并不是想看電視，只是有聲音，會更有安全感。”
她看過每次驚醒的時間，總是在早上六點到七點之間，那是平時上早班，需要起床的時間。
這是長期緊繃的戰斗給身體留下的印記。哪怕不用再穿上厚重、悶熱的防護服，阮蓓蓓的改變還是毫無懸念地發生了。
溫暖
離開隔離病房的這些天，阮蓓蓓還是會想起那個白白胖胖的年輕人，那是一位與她歲數相仿的男生。“我第一次進入隔離病房，一眼就看見了他，特別白，又有一些微胖。他的名字中有個‘帥’字，可我總覺得可愛這個詞更適合他。”
這個可愛的男生，在與新冠肺炎抗爭的過程中并不順利，他發燒的癥狀總是反復，基本每天都在持續中低燒。
每次進入隔離病房時，阮蓓蓓總會先去他的床位前給他測量體溫。由于穿著防護服，甩溫度計的時候不好掌握力度，稍微用力過猛，防護服就會繃開。他總會接過溫度計，自己甩好，再放到腋下。
不止甩體溫計這一個細節，在阮蓓蓓的印象中，每一次端著輸液盤進出他的病房，是不用自己開關門的。只要沒在輸液，他總是會下床，幫著把門打開、關上。
“其實，不光這一位患者，在隔離病區的工作，溫暖是處處存在的。有一位50歲的大叔每天都會問我要不要喝點牛奶，雖然他知道我是喝不了的，但依舊不厭其煩地問我，這近乎成為了我們的默契。他打的是留置針，有時，像貼膠布、沖管這些簡單的工作都是他配合我一起完成。”阮蓓蓓覺得隔離病房的每一位患者都是自己的“戰友”，“我們只有一個敵人——新冠肺炎，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健康地走出去。”
在隔離安置的酒店，曹旋的房間在阮蓓蓓的旁邊。離開隔離病房的這些天，她同樣睡得不好，無論前一晚睡得有多晚，第二天仍然會失去困意。
曹旋睜開眼睛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將手從被子里抽出來去枕頭旁摸索手機，不顧手機屏幕的強光給眼睛帶來的刺痛感，便開始搜索疫情的相關消息，她覺得似乎只有看到不斷向好的疫情數據，殘留的精神壓力才會逐漸消失。
壓力之外，有位獨自一人留在病房的患者給曹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病房的病友因為病情變化相繼轉走，獨處一室的他卻出奇的樂觀。”
面對沒有特效藥的新冠肺炎，患者積極的心態作用是巨大的，本想給患者予鼓勵的曹旋覺得自己才是受鼓舞的那一方。
“因為考慮他一個人在病房也沒有說話的伴兒，無論我們誰在病區都會去和他多聊幾句，可每次還沒說上幾句，他就一口一個謝謝，有次我和他開玩笑，‘不少人康復出院后都去捐了血漿，你康復出院可別忘記了。’ 因為我戴著眼罩，他也看不見我的表情，就特別認真地連著說了好幾個‘一定’。”
此前，還沒有報名參加醫療志愿者的曹旋不喜歡看各種紛雜的新聞內容，但最近，她總是愿意去看看描寫一線醫護人員的文章，“我覺得自己變得感性了，也許只有體驗過、戰斗過，才能懂得，什么是感同身受。”
輕松
卜若男這一次接受采訪時，沒有再哭，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久違的輕松。
2月24日晚上9時前后，剛下夜班的卜若男接到傳染病醫院護理部主任的電話，“現在仍在病區治療的患者不多了，好幾個病區都要合并在一起，你和你的小伙伴們可以休息了。”
短暫的驚訝，卜若男讓身體倒在了床上，她是最早進入隔離病區的醫療志愿者，那時，醫院正處于患者最飽和，醫療人手卻最缺乏的階段。
每天需要工作八個小時，其中四個小時，卜若男是在隔離病區度過的。“一般不進入病區的時候，我是穿著棉質的日常隔離衣，一旦換班進入病區，我就需要換上全封閉的防護服。”當時，一線的防護用具仍然稀缺，進入病區的前三個小時，卜若男就不會再喝水了。“上廁所就需要脫下防護服，一脫就浪費掉一件，這種成本太高。”
如今，卜若男不愿再過多回想隔離病區內的經歷，她更愿意享受來之不易的如釋重負。
隔離觀察的這14天，雖然睡得不踏實，但是卜若男終于可以在床上耗到早上九、十點鐘，她覺得哪怕睡不著也要在床上多躺一會兒。
和卜若男在同一個病區工作的杜成威也已經習慣了一天都在酒店房間的生活，但他是不甘心的，“沒能堅持到最后一刻，還是會有些失落。”
23歲的他脫下防護服，走出隔離病房，有著和大多同齡人一樣的愛好。打手機游戲、做運動、看電視，和朋友在社交軟件上各種閑聊，像一個個碎片填充著他突然慢下來的生活。
已經習慣夜班的他，這幾天總會和朋友們“開黑”到深夜，也會煮上一碗泡面或者來一份久違的自熱小火鍋來打發睡不著的夜晚。
相比一個人窩在酒店的房間吃泡面，吃小火鍋。杜成威更加期待一個特殊的約定，“我負責的病區有一位康復出院的老爺爺，離開病房時專門把我叫到一旁，他對我說，‘小杜，等疫情結束了，我回去一定要請你小子吃飯。’”
“我想這是對我此前的工作最好的肯定。”
父母
與杜成威的失落比起，唐靜顯得格外的不服氣，“我當初來到一線，就想著一定要等到疫情徹底結束再回去。”
提前撤出一線，唐靜還是會回憶起自己最后一個中班。
那天有19個病人康復出院，恰巧又是換班的時間，病區里只有唐靜一個人，她不得不先把病人送到樓下，等待專職人員過來接應后，再回到病區。“可能是沒有提前溝通好，負責接應的人來晚了，我在一樓多滯留了一會兒，也不知道換班的同事是否已經進入病區。”把出院患者轉送走后，唐靜是一口氣沖回五樓的。
這種風風火火的性格，唐靜覺得夾雜著父親的影子，“他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我報名參加志愿者時他就非常支持。”
反而是和唐靜關系一直緊張的母親有些不同意。自從她來到病區一線，母親和自己的關系沒有征兆地緩和了。“電話每天都不會少，吃了什么、睡得怎么樣、累不累，事無巨細，生活上的一切，她都會過問。”
阮蓓蓓也與父親的轉變“撞了一個滿懷”。“他一直不是一個感性的人，可情人節那天，他破天荒地用微信給我轉了520元，并且叮囑我保護好自己。”
她記得以前自己去單位上夜班哪怕下雨父親也不會送自己，可這一次去隔離病區報到前，父親專門將自己拉到一邊悄悄說，“你去一線，我沒有辦法送你；你要回家的時候，我一定想辦法親自去接你。”
阮蓓蓓解除隔離的這一天，正好是婦女節，父親又發了兩百元的紅包，只不過這次沒有再叮囑自己做好保護，而是簡單的一句,“收拾好了告訴我，我來接你回家。”
父母關切的電話是隨著孩子們離開病區后開始不斷減少的，隔離觀察的這些天，志愿者和家人的溝通基本都變成了微信，三四天才有一個電話，通話時父母的語氣也格外輕松。
除此以外，記者見到的每一位醫療志愿者都會談到一種感覺——這是第一次發現父母對自己的愛如此清晰厚重。
未來
吃不習慣盒飯的卜若男格外懷念父親做的飯菜，疫情結束后她還是想重新回到護士的崗位。
仍然期待疫情快些結束，好盡早回廣州復工的杜成威覺得工作上的困難與不順心都不再是問題。
曾經和母親關系一度緊張的唐靜在心中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生活，關心父母。
依舊睡不好的阮蓓蓓和曹旋就想回到家睡個好覺，其他的什么也不要想。
疫情暴發以來，團襄陽市委共向一線輸送54名醫療志愿者，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故事，也只是無數青年在這場戰疫中的縮影。歷經疫情的這代青年也許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記者 劉逸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