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支付、線上掛號、網絡約車……原本已經讓老年群體應付不來的掌上數碼生活，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更是雪上加霜。面對數碼生活洪流，老年人很難置身事外。

在合肥市五十五中南區，志愿者（左二）在教老年人學習上網 張端/攝

　　疫情凸顯數碼困難群體

　　“老人進小區是個難題，因為不少人沒有智能手機或者沒有健康碼。”天津市一小區物業人員對半月談記者說。疫情期間，由于到處都需要掃碼，部分老人使用非智能手機或不會操作智能手機，無法完成相應操作，出行十分不便。有出門就醫的老人說：“不會用綠碼，上不去公交車，還耽誤一車人時間。好不容易到了醫院，掃不了碼，又被攔在隊伍外邊。”

　　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認為：“老年人長久以來習慣的現金購物、排隊掛號、在窗口購票等生活方式，疫情之前尚能維持，疫情出現后服務業窗口作用削弱，為減少接觸改為線上服務，點餐、掛號、政務……不少老年人懵了，跟不上社會變遷的節奏，在數字化生活中被‘代溝式’淘汰。”

　　家住天津市南開區的李光景老人說：“疫情之后就沒有人來收水電費了，都是用手機繳費。聽起來挺方便，可用起來又要設置密碼，又要綁定銀行卡，點進操作界面更是眼花繚亂。家里要是沒有年輕人，還真不好弄。”

　　新技術在給人們生活帶來更多方便的同時，讓許多老年人成了“數字貧困戶”。

　　被數碼快車落下的老年人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但60歲及以上網民占比僅為6.7%。而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到2019年底，60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約為18.1%。從這兩項數據推算，有上億老年人沒能及時搭上信息化快車。

　　這部分老年人在地域分布上又有明顯特點。在相關調查中，農村網民規模為1.95億人，而農村老年人“經常上網”的占比約0.9%。老年網民數量城鄉差距明顯。

　　記者在中部地區農村調研發現，一些老人沒有智能手機；有智能手機的，往往操作困難；受限于文化水平，一些老人連字都不會打。

　　除老年人自身原因外，數字產品不適用也增加了老年人“觸網”負擔。李光景吐槽：“幾年前，女兒給家里買了個網絡電視機，打開后操作界面太復雜，找個想看的節目特費勁。”無奈之下，他只好把老電視又搬了出來。

　　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互聯網信息與用戶行為研究中心主任陳旭輝認為，老年人在聽力、視力、記憶力等方面有其年齡特點，目前大部分手機軟件專注于青年和中年群體，在產品設計上缺乏對老年用戶的考慮。

　　張寶義分析，目前數字化發展還沒有到充分發達的階段，還處于傳統社會向數字化社會逐漸過渡的時期，一些機構和商家為快速發展，在設計理念和產品功能上一味追新求變，沒有兼顧老年用戶的習慣。

6月4日，在杭州市臨安區錦城街道勝利社區，青年社工指導老人們用手機購物 徐昱/攝

　　讓老年人樂享數字新生活

　　讓老年人充分參與并享受數字化生活，不僅是社會責任的要求，更是適應老齡化社會到來的必然舉措。未來老年人養老，數字化、智能化程度會更高，培養老年人的數字生活習慣具有重要意義。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導演賈樟柯提出扶助老年人享受數字化生活，呼吁社會各界參與進來，讓老年人不再被“邊緣化”；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劉紅宇，提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提升老年群體生活質量，認為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不應將老人排斥在外。

　　2019年7月，天津市有關部門發布了《關于開設社區“手機課堂”更好滿足老年人智能生活需求的通知》，要求全市各街鎮社區黨組織結合自身實際，迅速組織力量把“手機課堂”辦起來，采取多種方式，為老年人學用手機搭建平臺。此后，天津有的街道集中辦班為老年人講解如何使用手機收付款、充話費以及支付安全等知識；有的街道舉辦智能乘車課堂，通過PPT演示百度地圖、滴滴打車等軟件使用方法；有的社區把老年人中的“手機達人”發展為志愿者，傳授手機使用方法。

　　張寶義認為，為老年人“數字掃盲”不僅要靠社區、志愿者組織的培訓和輔導，還要靠有關部門和企業推動技術進步，消除老年人“觸網”障礙。而在技術尚不能完全滿足要求時，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傳統渠道，如在醫院設置老年人專用掛號窗口等。

　　事實上，老年人被數字生活“邊緣化”也是數字經濟的一大損失。陳旭輝表示，老年群體的網絡消費潛力還有很大挖掘空間，建議互聯網企業開發更多使用安全、操作簡單、符合老年人生活習慣的產品和服務。（?記者黃江林 刊于《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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